刘骥 苟丹琪 | 经合组织治理就业不确定性的教育策略与国别实践
作 者 简 介
刘 骥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苟丹琪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摘 要
随着多重因素叠加共振催生新型社会复杂系统，就业不确定性迅速放大。岗位快速迭代正加速技能更新、缩短技能贬值周期，广泛且普遍的高质量终身学习要求愈发突显。身处全球价值链前沿的经合组织，以实现有意义的社会参与和体面就业为双重目标，采用多项政策组合治理就业不确定性，培育有充足准备的终身学习者，动态统筹就业市场供求均衡，搭建企业领衔与科技赋能的精准培训系统。结合我国新征程发展实际，借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有益实践，总结推进就业不确定性的教育治理并提出若干启示：提升学前学龄教育质量， 推动普职教育互通互补；运用财政激励与数字手段统筹就业信息流通；加强学习型社会构建，激发企业人才培养动能。
关键词：经合组织；就业不确定性；复杂社会系统；教育应对策略
一、问题提出
在人类社会这一典型复杂的系统中，系统元素的非线性交互所催生的不确定性问题层出不穷。面对当前深刻且复杂时代节点，不确定性持续扩张已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最大的确定因素。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并轨合速，工作性质与岗位需求的双重迭代正在加速演进，就业不确定性正累加形成全新社会发展风险点。一方面，数字知识经济依托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模式的快速融合正在催生新型社会结构，信息技术门槛与智能生产泛化将持续通过技术与技能两极化加深社会贫富差异。企业智造转型正使得大量简单技能工种面对机器替代风险，迫使中低技能劳动者面临严峻就业形势，全自动智能化生产将在2025年前替代约8500万个低技能岗位。另一方面，知识偏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正随着移动互联技术进步加剧工作场所性质裂变重塑。在广义去地域化生产模式下，那些原本依赖地域性生产要素的岗位正面临泛去地域化流动问题，导致众多劳动者不仅需要与本地同行竞争择优上岗，还往往面临平台外包等跨地域形式的更广范围就业竞争。
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就业不确定性究竟是什么、由什么因素促成或影响、又应如何有效应对仍是当前重要的教育治理议题。从动力形成机制角度剖析，复杂系统理论认为不确定性的形成可分解为两类动态成因，即偶然与必然动力因素。在人类社会系统中，偶然不确定性通常由短期随机事件引起，必然不确定性则主要源于泛生产力进步所引发的社会生产样态变革与功能组织形式演化等长期发展进程。溯源历史上不确定性发生的动力驱动轨迹可发现，自然灾害等无法事前准确预测的偶然干扰因素往往难以在短期内有效避免，而必然不确定性的形成与作用过程却常有迹可循。因而，对必然不确定性的治理是有效应对不确定性的根本途径。从当前必然不确定性的形成逻辑上看，数字技术的进步正推动生产样态和技能需求的双重震荡，迫使那些未能快速适应生产样态与技能需求转变的个体承担由此引发的岗位风险。一方面，在新生产模式下，智能机器代工已成为生产常态，劳动者与智能机器成为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明确人与机器的核心差异，注重培养人的道德伦理素养、价值判断、创造能力以及社会情感能力等，已成为劳动者技能发展的新诉求。另一方面，社会生产样态的快速转变使得低技能劳动者面临更高就业风险。由于大量劳动密集型工种与智能自动化生产的互斥关系，面对岗位需求下降的新现实，低技能劳动者开始逐步转型投入外卖、快递、驾乘、保洁等行业中，该类灵活就业人群难以独自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往往面临着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乏等现实困境。
二、以技能赋能为核心的教育治理策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是由38个发达经济体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其成员国分布覆盖欧洲、美洲以及亚太地区。成立之初，经合组织凝聚成员国共同应对全球化经济与社会治理等方面挑战、把握全球化机遇，将促进成员国社会经济发展作为设立宗旨。早在20世纪90年代，经合组织已开始大力倡导政府和社会组织通过社会投资和积极干预等方式促进个体社会参与，以减轻社会福利开支，降低社会福利依赖和失业率。经合组织发现，高昂的公共社会福利投资并未使成员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平等，反而扩大了区域内与成员国间收入分配差距，加深了社会不平等现象，特别是近年技术变革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经合组织所提倡的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承诺并未兑现，各成员国间出现日益明显的分歧性增长（Divergent Growth）趋势。在经济发展维度上，国家间与地区间社会生产率差距持续扩大，区域间发展不均衡与区域内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在社会发展维度上，经济发展的异质性扩张引发公民社会参与的机会不均问题，使得教育促进就业、社会参与、阶层流动的潜能逐步减弱，而技术革新却扩大了高技能者与低技能者之间的技能鸿沟、收入鸿沟，造成普遍的社会割裂。
面对极为现实的社会诉求与治理压力，经合组织开始反思其福利政策，试图寻找解决低收入群体社会参与机会匮乏的根本症结。在此过程中，经合组织逐渐认识到其必须改进原有宏观理论上的融合发展方式，应当推行微观上以促进体面就业（Meaningful Employment）与有意义的社会参与（Meaningful Social Participation）为关键目标的新社会政策实践。就政策理念而言，经合组织认为有意义的社会参与是劳动者通过获得工作岗位所需技能从而实现体面就业、融入社会发展历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体现，应当具备帮助个体实现生命价值、推进社会融合的两方面关键作用。鉴于双重核心目标的指引，经合组织推动教育治理、促进社会包容性的政策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政策设计思路上，经合组织开始由原本帮助个体抵御局部风险，转向通过增强社会成员自身应对不确定性的综合能力与韧性来抵御全域风险，主张通过教育赋能促进机会均等，进而推动包容性增长。在政策工具选择上，经合组织逐渐由被动地对社会成员给予社会保障和福利补偿，转向更为主动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充分激发个体潜能，加强个体对泛生产力进步的适应性，重视发挥技能升级的补偿性功能以弥合不平等。在政策实践与执行中，经合组织提倡将多样化学习方案纳入其总体的“积极劳动市场方案”（Active Labour Market Programme）中，将教育干预手段作为就业不确定性的重要治理手段，通过技能干预措施增强公民的社会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从根源上改善个体技能可塑水平，加强个体就业适配条件，进而帮助每位公民实现体面就业目标、成为自立自强并对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社会成员。
就经合组织治理就业不确定性的教育举措而言，大力推动终身学习落地已不再是象征性政策口号，而被视为从根基上前瞻布局治理就业不确定性的关键方略。具体而言，经合组织积极倡导依托高质量终身学习系统构建学习型社区、孵化学习型企业、培育学习型公民等一系列长期措施，重点突出从三个层面治理就业不确定性的教育逻辑。一是扩大终身学习体系的覆盖面，推行以技能赋能为核心内涵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帮助劳动者建立符合岗位技能需求的职业胜任力，加强技能水平与岗位需要的适配性。二是强化就业市场供需信息监测，推动劳动力供需匹配与均衡。通过提供关于培训方案和培训提供者质量的有效信息，帮助个人、企业和相关机构就培训投资作出知情决策，促进劳动者与教育培训方案的高效匹配。三是发挥企业技能需求侧信息优势，实现劳动者技能培训与岗位技能需求的精准衔接。通过吸引企业参与教育培训的设计与实施全过程，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效率。
更细分地看，经合组织针对性制定了分别符合学龄人口、工龄人口学习规律与技能需求特征的终身学习方案，旨在推动人力资本增量与存量双维度上人口质量的协同并进。首先，对于那些处于学龄阶段的青少年，经合组织提倡早投入、早识别、早干预、晚分流的基本策略，呼吁加强学生在校的学习准备、关注弱势群体的学习困境，最大限度避免早期学业结果的差异转化为不可弥补的技能鸿沟，同时大力推动教育教学内容的通识广普性，为学生离开校园后的终身学习建立扎实的能力储备。其次，针对已经离开学龄教育进入劳动市场的成年人，经合组织提倡重新构建联通正式与非正式学习环境的终身学习系统，在提供个性化技能指导与就业准备等教育服务的基础上，积极运用灵活培训、经济奖励等干预手段促进成人学习参与，为低技能劳动者、失业者、移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提供契合个体需求的适切支助。此外，经合组织格外重视在具体政策实践中调动企业开展员工教育的积极性，帮助企业评估培训效益、建设培训实践能力、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等重点事项，构建用工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多主体间的协作平台与对话渠道，优化面向工龄人口技能提升需求且有助于促进就业市场活力的跨部门综合治理协调机制。
三、围绕多方协同联动的教育行动逻辑
（一）培育有充足准备的终身学习者
面对持续扩大的就业不确定性，前瞻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布局、建立促进社会参与和体面就业的终身学习系统已成为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普遍价值共识。在政策实践中，充足准备旨在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者基本素质与技能水平、优化劳动者能力结构等，帮助劳动者及时参与技能升级培训，以快速适应技术革新催生的技能需求变化，满足新生产模式所需技能。经合组织着眼于覆盖“全人生周期”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通过早期教育、学龄教育、职业教育等多阶段多类型教育模式的协同发展，营造有利于实现终身学习准备的教育生态，帮助学前儿童、在校学生、即将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人培育终身学习素养，从根基上治理由生产样态变化与组织形式演变所导致的长期不确定性。就早期教育而言，投资儿童的健康营养与早期学习的高质量项目可明显改善个体学习成果，提高个体在成人时期的劳动生产力与劳动收益。学龄教育阶段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时期，通过促进学生认知、非认知与综合能力发展，为个体步入劳动市场作好基础能力准备。职业教育阶段则通过普职互通互扶，发挥普职联通联教、复合型人才共育的双引擎驱动作用，为个体与劳动市场的顺利衔接提供前期实践准备。
在早期教育阶段，经合组织成员国大约有40%的儿童在2岁时参加早期教育保育活动，多数国家为所有儿童免费提供至少一年的早期教育服务。经合组织通过早期教育培育有充足准备的终身学习者相关具体实践主要包括五项措施：其一，通过立法提供制度保障。例如，加拿大《早期学习和儿童保育多边框架》（Multilateral Framework on Early Learning and Child Care）提出无障碍性、可负担性、高质量、灵活性与包容性等基本保育原则。其二，注重发挥社会多主体协同作用。例如，日本教育主管部门注重发挥当地社区作用，鼓励早教教师带领儿童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英国专门投资建立家庭中心（Family Hub），为弱势及低收入家庭提供早期教育保育的服务支持，并设立家庭中心“转型基金”，专门用于增加家庭中心的覆盖人群率。其三，严格核定早期教育教师的准入标准，注重构建师资培育机制与专业发展通道。例如，法国、波兰和葡萄牙等国都要求早教从业者必须具有硕士以上学位且必须定期参加专业发展课程，以提升其教学与保育的技能水平。其四，出台缓解家庭养育负担的支持性政策。例如在瑞典，家长在子女8岁前可共同使用480天的亲子育儿带薪假期，育儿假期结束后如继续留在家中照顾幼儿还可领取养育津贴，以帮助其购买托育服务或补偿家庭开支。其五，注重教育质量的监测评估。例如，比利时根据0至2岁儿童课程框架，开发了针对家庭与早教人员的监测工具，用于衡量早期保育的整体质量与早教人员的自我评估。
在学龄教育阶段，经合组织将建设对学校育人的有益支持机制作为重点策略，从课内到课外全方面地保障学习品质，提升学龄阶段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总体上，经合组织倡导通过学龄教育培育有充足准备的终身学习者相关教育实践主要围绕三个基本策略。第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财政保障。例如，英国政府每年设立专项财政，花费大约2.5亿英镑吸引高素质毕业生与转行者进入教育行业，其中转行从事教师的人员将获得高达2.6万英镑的奖励。第二，建立家校协同与家校共育机制。例如，加拿大举办家长社区会议等活动为家校合作搭建对话平台，而英国则大力推动家校共同体建设活动，鼓励家长与教师协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合力构建家校协同育人机制，同时将家校共同体建设成效纳入对学校整体办学评价的考核体系；在法国，学校则通过邀请家长参与学校学术委员会（Le Conseil Académique de la vie Lycéenne）等组织，强化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参与和监督。第三，加快教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例如，日本启动“全球全面教育创新门户计划”（Global and Innovation Gateway for All），为每位在校学生免费提供一台数字终端设备，期望通过加强校园数字基础设施配备，推进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创建更为公平且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环境，助力学生创造力与思维能力的发展；在德国，全数字化的教师诊断支持系统（Teacher Diagnostic Support System）正被应用于辅助教师捕捉课堂教学中学习需求的实时变化，设计适用于跨课程教学活动的教学诊断方案，及时调整课程教学策略等多类教学活动。
针对职业教育阶段，经合组织致力于发展新型“学校—企业—社会”教育协同供给模式，营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泛社会学习生态，并巩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协作模式。结合其总体教育治理策略，经合组织将职业教育实践的完善方向聚焦到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深入推进学龄阶段普职融通。德国是国际上较早建立普职平等的互通转换机制的国家，他们持续推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办学场地、课程教学、学历认定等方面的双向贯通。德国学生在学龄阶段拥有三次自主选择学习轨道的机会，较早地摒弃了“一考定终身”所带来的后续发展与职业可塑性问题。在芬兰，类似的普职融合进程也收获了国民的普遍认同，他们通过取消职业教育在年龄等方面的入学限制，大力推动了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参与继续教育的比例。相应地，英国推出了针对14至19岁学生的“专业文凭”（Professional Diploma）项目，侧重通过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教学将学术课程与技能课程相融合，项目学习证书可作为学生升学或就业的依据，帮助学生实现从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或工作场所的无缝衔接。另一方面，优化现代学徒制的技能与资历认定机制，开辟现代学徒制的上升通道。例如，英国推出将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学徒制学位计划，制定学士与硕士学位贯通的学徒制标准，用以满足高层级应用型人才需求。该项计划由企业与大学协同开发融合学术研究与企业实践的技能导向型学习课程，由企业主导教学实践并由大学考核认定学习成果。
（二）动态统筹就业市场供求均衡
长期以来，市场失灵是影响就业市场稳定的重要因素，容易引发劳动力错配、致使技能岗位供求失衡。作为有为治理的积极倡导者，经合组织倡导各成员国政府应在必要时有效干预劳动市场，在技能供需两端搭建桥梁，促进信息资源的高效流通，利用有效信息纠正雇主与劳动者偏误预期，进而促进技能供求适配。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就业市场供求统筹的问题，经合组织在政策实践中着眼于开发三方面针对性方案。
第一，通过数字化平台强化就业市场信息监测。就业市场中存在普遍的信息摩擦（Information Friction）和冗余的信息噪声（Information Noise），极大阻碍着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联通交互，容易导致市场需求扭曲，因此必须加以干预治理。例如，德国推出了针对青年学生的新型职业信息门户网站，该网站基于对工作岗位与教育培训的大量数据信息的整合，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个性化就业信息检索与指导服务，协助其简洁快速地选择职业发展方向与教育培训课程。希腊政府出资建设终身学习网络服务平台，平台刊载欧盟多个成员国家的培训与就业信息，内嵌应用程序为用户提供在线职业咨询服务，支持用户制定针对性技能提升方案；苏格兰政府也通过依托数字化技能开发服务网站，汇集本地招工与继续教育信息，提供实时技能诊断、技能资格认定等多项服务。
第二，通过加强财政激励力度助推劳动者与企业双向对接。就劳动者而言，低技能者往往易受过度风险规避、借贷限制等多重因素影响，主动放弃寻求继续教育与技能培训的机会；而对于企业来说，考虑到培训投资费用高且回报周期较长、培训后员工流失风险等问题，对风险的过度规避会使企业放弃最优选项而选择熟悉且无需额外思考的默认选项。因此，经合组织提出建立灵活就业保障体系，以帮助劳动者实现工作岗位的安全转移。例如，丹麦推出了灵活就业补助制度，即失业者在两年时间内可持续申领约90%的工资津贴，其条件是失业者必须参加技能提升培训或创业指导计划。而低收入劳动者若成功实现就业，则有资格申请税收抵免，即财政返岗金（Fiscal Back-to-Work Bonus）。在此基础上，经合组织亦倡导从用工需求侧入手发挥财政激励的重要作用，通过向企业提供针对性财政补贴与税收激励以提高就业吸纳率与技能培训率，建立企业积极参与劳动就业与技能培训的“助推”机制。例如，比利时政府为雇佣与培训失业者的企业提供额外的资金补贴、新员工社会保险金补助等支持措施，若新员工符合受特定补助条件，则初始12个季度每季度获准减免1500欧元的社保缴纳金。
第三，加强学龄教育阶段生涯教育与职业规划指导。一方面，经合组织设立了职业胜任力计划（Career Readiness Project），倡议学校为学生提供系统规划的长期生涯教育与职业发展的指导课程。这包括通过学生与生涯教育顾问的咨询，帮助学生建立获取职业信息的有效机制。例如，德国从小学开始就开设生涯教育体验课；而在新西兰高中则定期开展职业速介会（Career Speed Meet），为16至18岁学生提供与不同行业从业者面谈的机会，包括讨论实习就业、学徒报名等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实境教学拓宽学生的职业认知，尽早地纠正可能被误解的职业刻板印象。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开展青年学徒计划，在800多所学校配备专门的行业联络员帮助在校生提前了解行业前景与就业要求。在此基础上，经合组织呼吁通过多方协作联动帮助学生开展广泛的职业对话。例如，英国政府与工会、学校等机构联合开发职业对话信息交流平台，招募已就业的各行业志愿者为在校生提供与自身所从事工作相关的职业指导，帮助学生更早地形成积极的就业观。
（三）搭建企业领衔与科技赋能的精准培训系统
传统的成人技能培训将重心置于人力资源规划的供给侧，然而由于受到信息传递效率影响，技能培训往往难以精准对接就业市场的实际技能需求，也易忽略工作性质与学习群体等因素的异质性，造成技能适配度不高且培训内容滞后等问题。针对此类挑战，经合组织认为应着重激发技能需求侧信息优势，即用工企业对市场需求与生产实际的高度敏感性，大力发展由企业领衔、科技辅助的精准培训系统。在实施手段上，强调利用数字互联技术开展精细化教学；在培训内容上，面向各类型劳动者开放自主适配的针对性课程方案；在培训认证上，联合企业与工会提供基于准确技能水平的模块化技能认证标准。
具体而言，精准培训系统的建设特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建立以服务企业技能需求为导向的成人技能培训模式，将企业作为技能培训的主体与领导者，强化课程供给、技能需求、生产力转化三者的有机联结。在法律保障上，经合组织提倡通过立法加强企业在技能培训体系中的合理定位。例如，英国教育部颁布法令将以企业为主导的基本原则加入继续教育培训体系立法之中，提出在2030年前建立由企业主导的国家通用技能标准体系，并将其应用于技术课程设置、资格证书认定等多个方面，最终完善“以企业为主导的地方技能改进计划”（Employer-led Local Skills Improvement Plan）。在政策实施中，倡导灵活运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建立与企业深度合作的技能评估机制与联合培训网络。例如，爱尔兰推出全国性通用技能提升平台（Skillnet Ireland），该平台集合了全国多个中小企业与技能培训机构，主要用于协助企业识别技能培训需求、联合教育培训机构制定针对性技能培训方案，并与政府部门联合协作，对技能培训效果进行动态监督与成果认定。在财政支持上，经合组织鼓励运用财政补贴手段将培训费用、学时补贴等直接与间接支出纳入财政预算体系，支持企业提供基于岗位实习的学习机会。例如，澳大利亚投资约28亿澳元用于企业实训津贴和学员学时补贴，帮助多达9万家中小企业建立了超过18万个学徒岗位；在韩国，政府则为每个提供岗位学习培训课程的企业，给予每岗每月约20万至40万韩元的直接经济奖励。第二，兼顾技能培训和成人教育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发挥技术优势加强培训精准度，通过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与高度适切的学习内容提高培训实效。一方面，根据劳动者技能需求、能力水平等，提供定制化与模块化的培训方案，注重学习内容、方式、评价等多维度的适配联动。例如，美国谷歌公司推出“为领导力发展创造机会”计划（Building Opportunities for Leadership Development），通过利用技术手段对学习者类型的精准识别，在不同类别员工技能培训中推行因材施教、按需施教。该项计划通过挖掘企业内部业绩大数据，前瞻识别表现优异的管理者，并将其纳入领导力培育课程项目，对工作效能不高、技能水平处于边缘的员工进行早期筛查，为其提供技能升级的针对性干预方案；在英国，政府部门依托多所技术学院开设涵盖多种知识技能类型的模块化课程，课程均采用线上线下融合的讲授方式，鼓励学习者按照自身需求与学习进度开展组合式、定制化的技能学习与认定。而在进展评价与成果认证方面，经合组织呼吁成员国增加对定制化与模块化学习方案的重视，积极开发个人学习账户、技能模块，侧重具体技能提升与岗位生产力转化。例如，比利时在为成人学习者提供免费模块化学习机会的同时，联合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开展微学位认证的实践探索，尝试将模块化课程学习与学位获得直接挂钩；加拿大则建立了微证书门户网站（Micro-Credentials Portal），提供实时联通多行业、跨机构的课程与技能认定资格检索服务。
四、对我国积极应对就业不确定性的教育治理镜鉴
经合组织从复杂系统理论视角建立了以应对必然不确定性为行动纲领，加强就业不确定性综合应对能力建设的教育治理总体策略，围绕学龄人口、工龄人口截然不同的学习规律与技能需求特征，制定了具体的终身学习政策支持与技术赋能方案。通过梳理研究其组织策略与成员国实践，发现其主要教育应对实践可总结为三项举措。第一，系统地做好应对长期就业不确定性的充足准备，特别是重视对早期儿童的教育投入、加强学龄教育质量提升、推动普职教育融合互通，建立新型“学校—企业—社会”教育供给模式。第二，运用政策组合实现教育供给与技能需求的协调发展，特别是运用数字化手段搭建供求桥梁、依托财政激励工具推动供求协作、鼓励开设生涯与职业规划教育促进就业准备，构建有利于技能升级与产业升级相互补充的教育生态。第三，构建由企业作为主体结合新教学技术的精准培训系统，特别是加强服务企业技能需求导向，兼顾技能培训与成人教育的普遍与特殊性，打造新型定制化与模块化的成人技能培训方案。
近年来，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且复杂的变化，为就业不确定性治理带来双重挑战。一方面，国内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劳动力供需两侧出现较大转变，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对劳动者技能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人才培育与市场需求的错配问题也随之加剧，“就业难”与“招工难”局面并存，结构性就业错配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全球价值链增长停滞和全球贸易投资放缓等多重因素对我国就业的潜在冲击亟须警惕。在新型社会复杂系统中，就业不确定性的成因愈加复杂多元且长期动态变化，需基于系统前瞻性视角，应用多途径、多维度的综合政策手段加以应对。借鉴经合组织成员国家的有益经验，我国应在政策理念与实践路径层面形成应对复杂就业问题的政策组合方案，注重在人力资本存量与增量提质增效上的协同发力，针对学前人口、学龄人口、工龄人口的异质性学习需求与特征，制定兼具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协同治理路径，加强贯穿“全人生周期”的高质量教育供给。《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因此，应积极营造新时代优质教育生态，协同推进高质量早期儿童教育、学龄教育与职业教育高水平并轨发展，培养有准备的终身学习者，前瞻规划并实施有效增强就业领域风险应对能力的教育方案。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国务院《“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提出，要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主要目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将稳定和扩大就业置于宏观调控的优先地位。基于此，应继续发挥财政手段在稳定和扩大就业中的关键作用，通过为劳动者提供就业与培训补贴、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等，强化劳动者就业参与、发挥企业创造就业的主体作用。与此同时，亟需加快成人技能培训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将数字化手段融入政策工具，及时调研、整合、分析与发布就业市场信息，加强技能信息监测与就业指导，为劳动者技能培训、求职就业及跨域流动清除信息壁垒，促进劳动市场技能供需匹配。为进一步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仍需加强学习型社会构建、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尤需侧重激发企业人才培养动能，塑造企业主导、前沿科技辅助的技能培训路径，开展与市场技能实需精准适配的技能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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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刘骥,苟丹琪.经合组织治理就业不确定性的教育策略与国别实践[J].比较教育学报,2023(4):33-44.